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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立《孤竹国的历史地位与研究夷、齐文化的意义》
作者:李良戈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230

孤竹国的历史地位与研究夷、齐文化的意义
——在夷齐文化研究会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王士立

 

陈书记、李主席、学会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
  我很荣幸被聘为夷齐文化研究会顾问并应邀出席今天的学术研讨会。夷齐文化研究会会聚了一批学者,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学术团体,扎实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刚才听了李良戈秘书长所作的《孤竹国新考》的学术报告,很有价值。
根据秘书长会前提出的要求,我讲一下 《孤竹国的历史地位与研究夷、齐文化的意义》,供大家研究参考。

  中国的文明史始于4000多年前的夏朝。夏朝的统治范围大致在黄河中下游至淮河以北一带,迄今为止尚无证据说明夏朝的统治已达到今冀东地区。夏朝之后,商朝的统治范围大大扩展了,势力最强的时候,东到海滨,西到今陕西西部,南至长江流域,北到今辽宁一带,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国。今冀东大地已在商朝的统治范围之内。
  诞生于商朝初年(约公元前1600年)的孤竹国是今冀东地区第一个地方政权,是滦河之滨最早的奴隶制诸侯国。它的出现标志着今冀东大地已从蒙昧和野蛮状态中苏醒,从原始社会跨进了文明的门槛。是今冀东地区文明史的开端,距今约3600多年。
  孤竹国的统治范围包括今卢龙、抚宁、迁安、迁西、滦县、滦南连片地区。
关于孤竹国的政治中心城,有的学者根据《史记·伯夷列传》注引《括地志》所记,“孤竹古城在卢龙县南十二里。”认定孤竹城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境。在今卢龙一带,有许多关于伯夷、叔齐的传说与遗迹,如“夷齐故里”、“夷齐井”、“夷齐读书处”、“夷齐庙”、“清风台”等。近年来,卢龙学者对卢龙县境内的东西阚各庄、钓鱼台、杨黄岭、蔡家坟等地进行了多次实地勘测和踏查。于是得出结论,孤竹国的都城就在蔡家坟。
  关于孤竹古城也有一些不同的记载和说法,如《汉书》记“辽西郡令支县有孤竹城”,令支县在今迁安东。现代学者  有人认为孤竹古城在今迁安夷齐庙所在地,相当于今迁安坨上村和祁庄附近。迁安学者根据清代史籍《滦河濡水源考证注》提供的方位,明确提出:孤竹古城处于滦河北岸的迁安坨上村和处于滦河南岸的滦县孙薛营村及其附近。
  今天会上夷齐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李良戈先生在《孤竹国新考》一文中提出“孤竹城可能在滦南城内”的观点。他根据所收藏的原在滦南县境发现的4件“亚微”平首玉圭和“中师”、“左亚旅”玉钺等文物,进行精心考证,为确定孤竹城的地址增添了新的物证。
  这些讨论是有益的。孤竹城究竟在哪里?尚待新的考古资料和其他证据证明。

 

一、孤竹国的历史地位
孤竹国传国近千年,在中国古代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一)开发了滦河下游地区。北方的滦河和黄河、长江一样,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孤竹人在生存条件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开发了滦河下游地区,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化和青铜手工业文化。孤竹人辛勤开垦土地,把野生植物培植为农作物,种植和栽培大菽(大豆)、冬葱成功,传布天下。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表现了开拓进取和刚健自强的民族精神。
(二)滦河下游地区是南方农耕文化和北方牧猎文化的结合地带,孤竹国促进了两种生产方式和两类民族的交融。孤竹国最早接受中原地区殷商文化。这里是夷夏各族杂居之处,孤竹国与山戎、令支及东胡等游牧(猎)民族长期争斗与共处,文化上互相影响与吸纳,兼容并蓄,和合内聚,历经千年,促进了夷狄族的华夏化和各族的逐步融合。春秋前期孤竹国灭亡后,孤竹人分别融入山戎或燕国人群体。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燕山南北地区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熔炉。因此,孤竹文化的特点是:多元文化,以中原文化为主导,源远流长。战国时期燕国和秦汉以后,在这里有移民、驻军、设郡县、修长城等,与孤竹人的华夏化及其对这里的开发密切相关。其后,这种类型的文化不断影响南下到这里的乌桓、鲜卑、高丽、契丹、女真和满族等族,对其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孤竹国是商朝在北方的重要诸侯国,是商朝的北部屏障,维护了商朝北疆的安定,为商朝的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孤竹国的建立标志着今冀东地区文明史的开端。西周、春秋时期,进一步提升了今冀东地区的文明程度。孤竹国立国近千年,是我国历史上存续时间较长的诸侯国之一。
(四)孤竹国产生了以伯夷、叔齐为代表的伟大爱国者和正道直行的楷模,表现了崇礼、守廉、尚德、求仁、重义精神,其特立独行,放射出人格操守的光芒!构成了燕赵文化乃至华夏文化的精神内涵。孤竹先人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以伯夷、叔齐精神为代表的孤竹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二、夷、齐思想的历史作用
   关于伯夷、叔齐的史事不再赘述。对于伯夷、叔齐其人,前人有过许多评述。《论语》、《孟子》、《管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太公六韬》和大戴《礼记》等都有评价;屈原、陆贾、司马迁、刘向、韩愈、司马光、朱熹、文天祥、元好问、李贽、顾炎武以及近代人曾国藩、谭嗣同等人均有议论。对兄弟二人不改操于得失,不倾志于可欲,大多赞美有加。到后来伯夷、叔齐成为道教敬奉的神祗,被立为九天仆射,即天廷宰相,掌管九天政务之神。在夷齐故里,从汉代即已被立庙祭祀。不仅如此,伯夷、叔齐的事迹还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受到外国人的赞颂。
不过也有不同意见。在古代就有人责难。如庄子将伯夷、叔齐形象贬损为“无异于磔犬流豕,操飘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命者也”。南北朝时佛教卷册以《雕王集》为代表,对伯夷、叔齐进行奚落,丑化到迂腐可笑、贪婪可鄙的地步。反映了道家、佛家与儒家的观点不同。不过庄子对夷齐贬损之余,亦有赞颂之语,如《庄子·让王》篇在记述了夷齐让国避世的经过之后说:“若伯夷、叔齐者,其于富贵也,苟可得已,则必不赖。高节戾行,独乐其志,不事于世,此二子之节也。”“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北宋儒家王安石和明末清初黄宗羲等人也持否定态度。王安石写了一篇与韩愈的《伯夷颂》观点完全不同的文章《伯夷论》,对夷齐的作法进行了批判。现代人也有提出质疑和否定的。
 
归纳起来伯夷、叔齐的思想就是崇礼、守廉、尚德、求仁、重义,这是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可以说伯夷、叔齐是儒学的先驱,是孔子思想的来源之一。
儒家学说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奠基人。他的思想集中反映在由他的弟子编纂而成的《论语》一书中。孔子的儒家思想大体包含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等内容,而“仁”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是孔子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和理想境界。
见于文献记载,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对伯夷、叔齐言行最早的解读者,从他的赞誉可见夷齐在这位至圣先师心中的崇高地位。《论语》中有5处提及伯夷、叔齐;敬重之情,溢于言表。孔子称伯夷、叔齐为“古之贤人”;“不念前恶”;“求仁而得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等。
《孟子》有13处提及伯夷、叔齐,称其为“圣之清者”;“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百世之师”等。
 孔孟以下儒家诸大师对兄弟二人的情操大多赞美有加,唐朝韩愈的《伯夷颂》对他们举得更高:“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崪(高峻而险)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这318个字的颂文,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颇大。 说明儒家对伯夷、叔齐的思想是认同的。伯夷、叔齐思想对儒学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应当充分肯定。滦县学者认为“儒学的真脉在孤竹”;卢龙学者提出伯夷、叔齐是“东方德源”这些看法值得我们重视。
 孔子的“仁”,即爱人。“仁”体现在政治上便是“德政”和“仁政”。伯夷、叔齐的政治理想是“求仁”和主张“有道”,儒家的“仁政”主张是与其一脉相承的。仁政学说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有消极的一面,主要是束缚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但有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仁政主张维护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社会秩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虽然存在着剥削和压迫,有许多黑暗和丑恶的东西,但却是社会发展必经的阶段,在一定时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上升时期,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因而具有进步意义。仁政的压迫形式比较缓和,是一种较轻的棒打,因此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宁愿接受仁政而反对暴政。但到后代,由于伯夷、叔齐作为封建纲常的偶像被统治阶级利用,也起过消极作用。
其次,礼义思想在历史上影响和培育了一大批爱国的志士仁人,成为民族的脊梁。德、礼、廉、仁、义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中国是礼义之邦,向来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历史上许多志士名人在国家民族危亡之机,常从伯夷、叔齐的精神中吸取力量,保持坚贞的名节。
南宋爱国将领文天祥抗元兵败被俘, 在被囚禁期间,曾写过两首《和夷齐西山歌》,以表明自己的心志。元军都元帅对其劝降说:“国已亡矣,杀身以忠,谁复书之?”文天祥答道:“商非不亡,夷、齐自不食周粟,人臣自尽其心,岂论书与不书?”并要效法夷、齐绝食以殉国。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也推崇伯夷、叔齐。他骑驴访天下,千里到京东,作《谒夷齐庙》诗:顾炎武借赞扬两位先贤“甘饿首阳岑(小而高的山),不忍臣二姓”,表达自己怀念故国,不与清朝合作的决心。历史家也肯定了顾炎武的爱国精神。
伯夷、叔齐的言行虽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作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积淀,夷、齐精神依然是国人宝贵的思想财富。“求仁求廉”与“不食周粟而死”,前者体现为精神品格上的追求,后者体现为坚持原则的骨气。作为孤竹国的嗣侯,伯夷、叔齐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衣食充裕而不会有任何忧虑。但在财富面前,他们取的态度是廉;在地位面前,他们取的态度是让。不仅如此,伯夷、叔齐之“不苟取”,还表现为二人至周后,不接受周公对他们要“加富二等,就官一列” (任官一级)”,他们相视而笑说:“此非吾所谓道也。”同时对周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依然坚持廉和让。而在背后主宰他们的却是“志”和“义”。为了实践自己的“志”和“义”,他们可以不贪财,不恋竹侯,不受周官;同样,为了实践自己的“志”和“义”,他们可以做到不辱其身,舍生取义。这是惊世骇俗的壮举,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们不愧为那个时代的精英,可作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载入史册。孤竹大地能够哺育伯夷、叔齐这样的历史人物,从一个侧面反映这里传统文化之深厚。同时,由于伯夷、叔齐的操守和风范,也使孤竹国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大放光彩。

 

三、弘扬夷、齐精神的现实意义
对于传统文化我们要批判继承。任何民族的今天都是由过去发展来的,一个民族如果只依赖过去显然是不会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注定也不会有前途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类历史所创造的知识总汇发展创新的结果。孤竹文化中的夷齐精神有积极因素,应当加以继承和弘扬。做到古为今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一)伯夷叔齐的价值取向崇礼、守廉、尚德、求仁、重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助推力量。崇礼、守廉、尚德、求仁、重义,经过历史的积淀,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精神特质,是我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推动力量。许多志士仁人从伯夷叔齐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中获得了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发展加快,物质水平迅速提高,越发需要夷齐文化中包涵的德、礼、廉、仁、义、和合、抱节、守志等民族精神的维系、协调与推动。这种仁德为重、廉让为先的品格,忠于国家民族的气节和坚守理想的志向,对于培养全社会的谦恭揖让、知廉明耻、追求正义、崇尚气节和安分守己的民风,将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作为维系社会稳固的良知,伯夷、叔齐精神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益的精神力量,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中国当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写道:“中华素称文化礼仪之邦,其伦理道德范畴之排比成列者颇不稀见。其中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最著,几家喻而户晓矣。窃以为孝悌忠信乃鲁文化之重心,而礼义廉耻则齐文化之精华。伯夷叔齐故事实能体现孝悌忠信之整体。时至今日,虽时移世迁,而其中蕴涵之根本精神仍能适用。孝悌固无论矣。忠者,惜时忠于君,今则忠于国,期间宁有牵强附会之处耶!”(季羡林所书,雕刻于北京紫竹院公园“缘话竹君”景点石刻之上。)伯夷叔齐还提出“杀一人而有天下,圣人不为”;不能以武力夺取天下神器,反对“以暴易暴”,也是解决国际争端和局部战争,谋求世界和平发展的钥匙,这种智慧必将为构建和谐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伯夷叔齐具有廉与让的自律品格,为廉政建设树立了楷模。他们不恋侯位、不贪财富、不受周官、忧国而不谋身。《战国策·燕策》中推出了天下人的三位典范“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也。”当今国家经济转型,社会经历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思想文化观念复杂多样。市场经济本质是利益经济,一些人在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产生了为个人利益不惜牺牲公众利益的种种行为。有人见利忘义,精神价值被物化;有人贪欲至上,人生本义被异化;有人被极端自我泯灭了良知。跑官要官,争权夺势,贪污受贿,这些人在伯夷叔齐的廉让品格面前应该感到愧疚。弘扬夷齐的清风亮节,对于反腐保廉、革洗污风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
(三)夷齐精神是一种气节文化。 伯夷叔齐具有气节的操守,不食周粟宁可饿死,坚持原则,不苟且,不动摇,仗义勇为,特立独行,为理想献身。气节,即名声、气概和节操,是一种坚持正义、永不屈服的高尚品质。中华民族历来崇尚气节,视气节高于生命。在民族危亡之时,以民族大义为重,舍身取义;在强权高压之时,不奴颜婢膝;在身处逆境时,不坠青云之志。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蓄须明志,拒绝为日本侵略者演出,8年中人格和国格光彩夺目。20世纪40年代,北京日伪政权的“国立艺专”给国画大师齐白石送聘书,请他当艺专的教授,他在信封上写了“齐白石死了”,原封退回。不失民族气节与风骨。现代文学家朱自清教授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在逝世前一天,他还嘱咐他夫人:“有一件事得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他的骨气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当前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形势下,有一些官员在金钱、权利、美色面前,纷纷落马,腐败变质;有的贪官出逃境外,背叛国家。这种失节的行为给国家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害。大力弘扬夷齐的气节操守,可为当今社会提供鉴戒。使正气压邪,促进人们志存高远,坚持信仰。朱自清在《论气节》一文中写道:“气节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它渗透弥漫于全体民族成员之中,在奸邪当道、强敌入侵的艰难时世,就强烈地表现出来,迸发出灿烂的火花。气节尤其是士(读书人)立人处事的标准,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民族的正气,也显示出个人坚贞不屈的独立人格。”弘扬伯夷叔齐的气节操守,就是要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渗透弥漫于全体民族成员之中,从而强烈地迸发出灿烂的火花,达到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
四、关于进一步加强夷、齐文化研究的期待
近几年来,关于孤竹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引起了史学界许多学者的关注,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学术成果,涉及孤竹国历史文化中的许多问题,发掘了不少新的史料,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这是十分可喜的。
(一)要建成全国研究孤竹文化的中心。今冀东大地是孤竹人的故土,伯夷、叔齐的故乡。研究孤竹文化不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有我们的地方优势,这种地方优势是外地学者不可比的。我们应该发挥地方优势,做出与孤竹人故乡相称的业绩来。建议建立孤竹文化研究中心,接受外地咨询和提供资料支持等。
(二)要制定研究规划,进行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要利用文献资料、考古资料、文物资料和民间口碑资料,首先对孤竹国的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以及历史人物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撰写一批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要对伯夷、叔齐这两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作出恰当评价,确立其伟大爱国者和“天下廉士”的历史地位,深入挖掘他们的精神内涵,以弘扬其有益的精神。充分发挥名人效应,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三)要组织研究队伍。既发挥老专家的作用,又要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要在中青年会员中至少培养1-2名研究夷齐文化的领军人物,成为学术带头人。这是形成全国研究中心和后继有人的关键。
(四)要从搜集和整理孤竹文化资料着手。目前开展研究最大的困难是资料不足,要下大力气搜集和整理。首先对国内已发现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文物资料和民间口碑资料整理汇编成册,对学术界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整理汇编成书。还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深入挖掘。要与全国各地研究孤竹文化的机构和学者建立联系,实行资料互通共享,掌握研究信息,进行学术交流,共同召开学术研讨会,有步骤地把有分岐的问题一个一个加以解决。与有关部门积极联系,结合基本建设,对孤竹古城进行考古挖掘,向地下要新资料,争取对孤竹文化的研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对孤竹文化的研究困难很多,但又不应该不做。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依靠热心学术研究的专家和学者的努力,必能取得预期的成绩。

 


                                           2014年4月26日于滦南
                              
作者王士立,原唐山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唐山市历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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