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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试论孤竹》之谬误
作者:李良戈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810

  李学勤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他长期致力于先秦历史与汉文化研究,注重将文献学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及其铭文、战国文字、简帛学,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他为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深受学界尊重。
  我对李先生未有个人成见。提出其《试论孤竹》之谬误,纯属学术探讨。故不揣冒昧,袒露心声。得罪之处,还请李学勤先生见谅!为盼。
  另,为避免读者误判和误解,本文采用注解的方式。以红色字体部分为提出疑议处;以蓝色字体为商榷部分。不便之处,也请读者谅解。谢谢!
  李学勤先生《试论孤竹》正文如下:
  几年前我写了一篇小文(注1: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第5期),其中提到了古代的孤竹与考古材料的关系。因该文语焉不详,不少同志表示关切,要我把自己的意見詳述一下。有关孤竹的材料是很零碎的,下面所能說的也只能是一些不成熟的意見。

一、 文獻中的孤竹

  孤竹是我国古代北方的国名。古书涉及孤竹的,按书的形成年代來說,以《国语》书中的《齐语》为最早。《齐语》的有关記載,又同《春秋》经传有关。
  《春秋》庄公三十年经:“齐人伐山戎。”这是周惠王十三年、齐桓公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64年的史事。《左传》同年称:“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这说明齐桓公之所以伐山戎,是因为山戎侵犯了北燕,《穀梁传》这一年也说:“桓(公)内无因国,外无从诸侯,而越千里之险,北伐山戎,危之也。……燕,周之分子也。贡职不至,山戎为之伐矣。”
  北燕是周朝在北方的封国,受山戎的侵伐而与周室隔绝。齐桓公为了匡扶王室,兴师远征山戎,是其霸业中的一件重要事迹。
  《齐语》叙述此役经过,比《春秋》经传更详细些。文云:“ (桓公)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 不来服。
  文内“刜”和“斩”都是征讨的意思。原来齐桓公北征山戎,曾征伐过令支和孤竹,为《左传》等书所不及详。《齐语》讲的,就是庄公三十年经传所言之役。如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所论:
  “《齐世家》北伐山戎、离枝、孤竹;《管子•小问篇》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韩非•说林上》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统上论之,皆即此年之役也。”。《管子》、《韩非子》和《史记》等书也都记述到同一件事。此外,较早的尚有《韩诗外传》。
  《史记》对齐桓公伐孤竹的战事,曾反复多次提到,散见于《齐世家》、《燕世家》,以及《十二诸侯年表》、《封禅书》、《匈奴列传》等处,其重视可以想见。《齐世家》文云:
  “(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
  这显然是本于《左传》、《国语》。接着,《齐世家》又讲到燕庄公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把燕君所至的土地割让于燕的事,则本自《韩诗外传》(注2: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卷四第八章,中华书局,1980年)。
  《齐世家》记齐桓公此役在其二十三年,《年表》同,《燕世家》则作二十二年。有人以为二十三年是错了(注3: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八,中华书局,1981年)。按《左传》载鲁庄公三十年即齐桓公二十二年冬“谋山戎”,是策划出伐山戎,实际的战争过程应延至第二年,所以两种记载并没有根本的矛盾。
  山戎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史记·匈奴列传》:“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是山戎一名由来久远。列传又云春秋时“燕北有东胡、山戎”,说明其与北燕的相对地理位置。《齐世家》集解引服虔云:“山戎,北狄,盖今鲜卑也。”《齐语》韦昭注也说山戎即后世的鲜卑。
  征伐山戎为什么涉及令支、孤竹?两者和山戎有怎样的关系?前人有不同理解。韦昭注云:“二国,山戎之与也。”在他看来,令支、孤竹是山戎的与国,也就是盟友。清代江永作《春秋地理考实》,则说令支、孤竹二国为“山戎所居”,这样说来,山戎居于孤竹、令支,后者只是山戎的组成部分,这是另一种不同的看法。
  《逸周书》有《王会》一篇,文叙周成王时事,但一般认为反映的是东周时的地理观念。篇内描述北方少数民族来进贡方物,说:“北方台正东: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独鹿邛邛,邛邛善走者也;孤竹距虚,不令支玄貘,不屠何青熊,东胡黄罴,山戎戎菽。”所言都是东北方的方国部族。此篇明将孤竹、不令支( “不”系发语词,即令支)同山戎并列,可见山戎和二国是三者而不是二者,江永的意见是不足凭信的。
  以上所述是东周时的孤竹,但孤竹还有更古老的历史。
  大家都熟悉《史记》列传的第一篇——《伯夷列传》。伯夷和他的弟弟叔齐是商周之际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他们互相让国,以及向伐纣的周武王进谏,最后在首阳山饿死的故事,周、汉间已很流行,见于好几部书,可参看《史记》三家注和梁玉绳《古今人表考》。《汉书·地理志》辽西郡令支有孤竹城【此《汉书·地理志》之误也。因桓公北伐山戎时,孤竹与令支并存也。至汉,令支、孤竹同属辽西郡,惟孤竹已改为海阳矣。“《汉书·地理志》辽西郡令支有孤竹城”,疑时人所见令支夷齐祠欤?李良戈】。注引应劭云:“故伯夷国。”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国也,姓墨胎氏。”【《括地志》成书于唐贞观十六年(642),其对“孤竹故城”的有关记述,显然是来源于《晋书·地道志》之孤竹君“祠在山上,城在山侧,肥如城南十二里水之会也。”因这些后世著作未能完整引用前人著作的内容,给后人带来诸多不便及误解、误判。】汉末辽东即有平州之名。北魏以旧平州为营州,另设平州。唐时治所在卢龙(今属河北)。 一,东汉末公孙度据辽东,自号平州牧。三国魏分幽州东部地区置。治所在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不久仍废入幽州。晋泰始十年(274年)复置。永嘉后移治昌黎(今辽宁义县)。北魏改营州。 二,北魏天赐四年(407年)置。治所在肥如(今河北卢龙北)。唐代移治卢龙(今县)。辖境相当今河北省陡河流域以东、长城以南地区。1215年蒙古改为兴平府。北宋末金人灭辽,宋人欲得平、滦地,即此。其后金兵南下,南路都统斡离不即由此进军燕山。
  据此,孤竹在商代已经是一个诸侯国。《伯夷列传》索隐并且说孤竹是殷汤三月丙寅日所封。
  孤竹之君为墨胎氏之说,又见《春秋少阳篇》、皇侃《论语疏》、《经典释文》等书(注4:程树德:《论语集释》第301页)。墨胎氏在文献中或作墨夷氏、目夷氏,《世本》、《潜夫论》等书认为是春秋时才出现的宋国族氏(注5: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2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但是,《史记·殷本纪》称:“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所以目夷也可能是子姓的古国。孤竹君既然是墨胎氏,孤竹便是子姓国。罗泌《路史》一类书另有孤竹姜姓的说法,大概是把孤竹的伯夷与四岳的伯夷弄混了。
  综上所述,文献关于孤竹的记载大致是这样的:孤竹是商代的同姓诸侯国,其君为墨胎(目夷)氏。春秋时孤竹尚存,与令支、山戎盟好,曾为齐桓公所征伐。不过,古书这些记述出现互有先后,也有一些矛盾,以各书片断记载拚缀出的图景可信到什么程度,只有等待地下考古材料予以证明。


二、金文中的孤竹

  1973年,在辽宁省喀喇沁左翼旗蒙古族自治县(简称喀左县)的北洞,先后发现了相邻近的两处青铜器窑藏(注6: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殷代青铜器》,《考古》1973年第4期;喀左县文化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考古》1974年第6期)。北洞一号坑出有一件涡纹的铜罍,从形制看属商代晚期。我们释读其铭文为:
  “父丁,孤竹,亚微。”(注7:同注1)
  这件罍是有关孤竹国的一次重要发现。
  罍铭的“孤竹”,以往未能释出,其实在宋以来著录的青铜器铭文中几次出现过,现举出下列几个例子:
  (一) 《博古图》1.16方鼎:“亚宪,孤竹,迺。”
  (二) 《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13方罍:“亚宪,孤竹。”
  (三) 《邺中片羽》初上20卣:“亚宪,宁,孤竹,丁父。”
  这些铭文中的“孤”字,下半都从“曰”,上半把“子”旁写在右边,因而不易辨识。
  上半左侧的“瓜”,各器写法有些出入,但与东周金文、玺印“瓜”字或“狐”字所从对比,即可看出递变的痕迹。只有第(三)器“孤”字所从的“瓜”有一个没有填实而像“子”字,是个别的诡变,不足为异。
  1975年陕西周原出土的九年卫鼎(注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一七四),两见“林孤里”一词,“孤里”即“狐狸”。其“孤”字接近上引第(三)器,只是“子”旁已移到左边,更与后世的“孤”字相似。另外,《缀遗斋彝器考释》27.7为一春秋时鬲,铭有“孤姬”,我们以为应读为“狐姬”。
  喀左北洞的罍有“亚微”,其他三件都是“宪”。亚微、亚宪大约都是孤竹国的族氏。
  有“亚宪”族氏的器物,还有:
  (四)《博古图》1.19方鼎:“亚宪,宁,父癸,宅于□,册□。”
  此铭虽无“孤竹”,也当与孤竹有关。
  (五)《邺中片羽》三上12鼎:“亚宪,竹,宁,智光□。”
铭中的“竹”应即孤竹省称,因此推知下面一对方彝也属孤竹:
  (六)《商周金文录遗》507、508:“竹,宁,父戊,告□。”
  这样,连喀左的罍,有关器物共七种八件。除(六)外,都有图形可见,据形制、纹饰皆可定为商代晚期。【微刊按:《商周金文录遗》508器形可参看下圖(《铭图》13524),现藏上博】
  第(五)器铭文有“智”字,与“孤”有别,不可相混。过去古董商伪造器铭,模仿上引第(二)器的书体,杜撰出所谓“智竹”(注9:李泰棻:《痴厂藏金》),大概即受第(五)器的暗示。此鼎铭在内壁,其对面另有一字铭文,是上半从“乡”的字。这是商代金文常见的一个族氏(注10:参看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殷周青铜器集录》A12说明),和孤竹有怎样的关系,殊值得探讨。
第(三)、(四)、(五) 、(六)器都有“宁”字,是古鱼部韵的“宁”,不是现代简体字。此字两见于西周前期的令簋,前人已指出是赏赐的意思,我们认为它应读为“予”。这个字在上引各器也可能是动词,读为“予”,不一定解作族名或人名。
  《邺中片羽》所收器物,大多数出自殷墟,所以把第(三)、(五)两器与喀左的罍一起考察,可以看出孤竹与商室的密切关系。喀左北洞二号坑所出的一件方鼎(注11:文物出版社:《中国古青铜器选》29,文物出版社,1976年),铭中有“亚 ,㠱侯”族氏,系商末器。最近见到吴大澂旧藏的尹光方鼎(注12:吴大澂:《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4),器形与书体均与北洞方鼎相似,也是商末器,可作为年代的证据。我们曾说明,商末的㠱就是古书中箕子的箕(注13:同注1)。箕子与北方有关,所以箕侯氏器(包括晚商和周初的)屡在北京以至辽宁出土。孤竹之器在辽宁发现,也不是偶然的。
殷墟甲骨卜辞也有“”(注14:参看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第453页),其中有些可能是孤竹的省称,并有“竹侯”,兹不赘述。

三、孤竹与夏家店文化

  孤竹的地望,古书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汉书•地理志》辽西郡令支县下云“有孤竹城”;《水经•濡水注》引《魏土地记》云“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流径孤竹城西,左合玄水,世谓之小濡水。”《濡水注》又云:“玄水又西南径孤竹城北,两入濡水。”历代研究舆地的学者有不少考订,详见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卷七十三。
《濡水注》记载孤竹坡附近有孤竹君祠,“祠在山上,城在山侧,肥如县南十二里,水之会也。”《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县南十二里。”(注15:贺次君:《括地志辑校》第110页,中华书局,1980年)按肥如县唐武德时改名卢龙,所以两说实际是一样的。卢龙县相沿未改(恰恰在此李学勤先生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卢龙县是有改动的。康熙卢龙县志所论是正确的。李良戈),康熙《卢龙县志》论证甚详。《清一统志》则说孤竹山在卢龙县西,孤竹国城在其阴,其说略有不同。总之,孤竹城在今河北卢龙县境是没有疑问的。孤竹城在卢龙,近于海滨,同《国语•齐语》所言“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也恰相呼应。(李先生又犯一错,在齐桓公北伐时,还有一个城,那就是令支城。令支城在今迁安县城东南的滦河南岸,如此,孤竹城自然要在令支县南。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时空需要。故此,李先生此处论点大谬也。李良戈)
吕吴调阳的《汉书地理志详释》独标异说,提出喀喇沁左翼旗“东北二十五里有元利州城,盖志所云孤竹城”。与喀左出孤竹青铜器巧合。这一说法并无任何依据,虽然新奇可喜,我们也不应采用。
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孤竹的范围仅限于孤竹城一地。唐兰同志曾指出:“今河北省迂安县附近的古孤竹城,可能是孤竹国的一个都邑,而孤竹国的国境决不止此”(此论,唐兰同志可能也是依旧文献缀合,没有新意。李良戈)(注16: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文物》1973年第7期)。是很有见地的。
孤竹虽有国君,其人民的社会状况仍以游牧为主(此论更是牵强!李先生在没有实地考察访问、无任何物证的情况下,就此论定“其人民的社会状况仍以游牧为主”实在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地。如唐山滦南所发现有关孤竹文物表明,孤竹先民以农牧渔业为主。李良戈)。如《逸周书•王会》所描绘的,孤竹以距虚为其特产,距虚据孔晁注是“驴骡之属”,这使我们联想到《史记•匈奴列传》对北方民族的叙述:“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驘(骡)、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
孤竹人大概也是如此。孤竹城只是其国君所居,或一部分华夏化的民众定居的地点(此段推论更显牵强!因为殷商之际,无以华夏之概念。只有殷夏之说。李良戈)。
《尔雅·释地》云:“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郭璞注:“觚竹在北。”郝懿行《尔雅义疏》以为四荒比五服中的荒服更为遥远,为“政教所不加”。由此可见,在古人心目中,孤竹指北方的广阔地域,不限于今卢龙的孤竹城。从这个意义来说,孤竹之器出在辽宁喀左,是容易理解的。
如果我们将孤竹与同它有密切联系的山戎、令支结合在一起考察,更能增进对其文化性质的认识。
令支的地理位置比较清楚,《汉书地理志补注》等书都有考证,《清一统志》云在今迁安县西。山戎的范围要更广泛一些。杜预的《春秋释例》以北戎、山戎、无终三名为一(注17:参看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壹肆玖《北戎》)。其北戎、山戎为一之说本于《史记·匈奴列传》,近人多有辨难,但无终与山戎有关是肯定的。《国语•晋语七》韦昭注:“无终,山戎之国。”无终的地理位置也是比较清楚的,近人论定在今蓟县(注18:同17壹柒陆《无终》)。程公说的《春秋分记》认为无终是“山戎之别”,可能得其真相。山戎和无终的关系,也许和孤竹与孤竹城差不多。
将卢龙、迁安、蓟县和喀左这几个点联结起来,是横跨长城内外的一大片区域。孤竹、令支、山戎的活动范围应在这一区域及其附近,即今河北省东北部及辽宁省西部。这个范围,恰好在考古学上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布地带之内。
辽宁的同志曾指出,出有“孤竹”字样的罍的北洞青铜器窑藏,所在山岗上下的文化遗存均属夏家店下层文化(注19:同注6后一篇)。喀左县发现的其它青铜器群,也有类似情况。河北卢龙东闬各庄商代晚期墓出土有鼎、簋、弓形器等青铜器和金腕饰(注20: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38页,文物出版社,1979 年。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79、80),河北的同志以之与喀左的发现联系起来,认为可能属于古孤竹国文化。卢龙的商代青铜器和喀左的一样,是很典型的商器,但金腕饰则显然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特点(注21:参看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265—266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卢龙双望发现过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蓟县的这种遗存更多(注22:同注20前书第39页)。至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河北的同志已提出它“就是山戎文化”了(注23:同注20前书第40页)。
燕国国都所在的北京市,也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范围内。平谷刘家河商代墓,出典型的商青铜器,亦有金耳环和臂圈,说明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有一定关系(注24:同注20前书第3页),与卢龙东闬各庄如出一辙。
因此,我们可以想像,孤竹、令支及山戎都是今河北、辽宁间的古代土著民族。商、周两朝在此都曾建立诸侯国,传入了中原的文化(此段论点有误!中原主流文化,现在普遍认为是商文化。……学术界当下又普遍认为,商的先祖最有可能就活动于燕山以南的环渤海地区。所以,此地才是商文化走向中原的起始点。换而言之,中原文化由此传入。故,李学勤曰“传入了中原的文化”之论,无以为据。李良戈)。商朝分封有中心在卢龙的孤竹国(此论更是妄义!因为孤竹国之中心-“孤竹城”之论,偏离正道远矣!李良戈),周初分封有中心在北京的燕国,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统治。同时,一部分仍处于游牧状态的少数民族人民,则流动于其周围,特别是以北的辽阔原野上,形成许多部落,即文献所称的戎狄。现在我们所发现的夏家店下层和上层文化,正反映了夏商以至春秋时期当地的历史(同意这个看法  李良戈)。
综上所述,李学勤先生所论“总之,孤竹城在今河北卢龙县境是没有疑问的”;“ 商、周两朝在此都曾建立诸侯国,传入了中原的文化。”;“商朝分封有中心在卢龙的孤竹国”等论点,无以为据,不能作为“孤竹国”中心——“孤竹城”的考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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